大家好，我是杨照。

钱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是将他几十年来所写的关于历史文化的论文按照时代——这不是写作的时代，而是他在文章当中所处理的时代，由古到今一路排列下来。

在第三册的中间有一篇文章，标题是《魏晋文学》，然后从这篇以下，展开了对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讨论。那尤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基本上都集中在对于佛教的讨论。

而且这部分非常精彩，主要是因为，之前我们看到钱穆写《先秦诸子系年》，这是中国先秦上古历史在思想的纠结变化非常重要的诠释之书。

接下来，我们看到对于两汉的经学——刘向、刘歆父子，乃至于王莽的新学，他也有非常精到的剖析。

另外，他对宋明理学也有好几本专著，后面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那本大著作《朱子新学案》，那当然是他在学术上对于理学的诠释最关键的压轴之作。

相对应的，不管是在《国史大纲》讲到这段历史，或者是在他铺陈开来、他一辈子漫长的研究生涯当中，关于魏晋南北朝、关于佛教的专门著作，就少得多了。

于是这批作品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尤其是在这些作品当中充分地显现出来，虽然没有特别写专门的著作，但是钱穆对于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进入到中国之后，不管是在中国化的部分，乃至于中国原来的思想如何和印度外来的思考方式有了冲击、激荡，在这方面他其实是掌握得非常透彻的。

简单地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大乘佛法与竺道生》。

在开篇讲到大乘佛教，尤其聚焦在讲法性宗和法相宗，这其实充分反映出来，那个时代因为在民国学术思想史上先后有像欧阳竟无、马一浮、熊十力等人，他们特别专注在弘扬唯识学，而唯识学、唯识观念，也正就是法相宗的核心。

过去长期以来，因为它那种艰难的哲学思考、各种不同的复杂纠结思辨，其实在中国当然绝对不是大众所能够理解的佛教内容。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上，法相宗虽然有玄奘作为它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然而毕竟和其它例如像“法华”或者是“天台”相比，并没有那么庞大的影响跟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