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深受卢梭的影响，他提出，国家是人在法律之下的统一，是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法治状态的产物。作为人们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与根本内容的道德要求人们进入法治状态，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权力才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毫无疑问，阿奎那的基督教政治见解是中世纪政治思想中最接近18世纪启蒙政治观念的，正如唐特雷佛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序言里说的，阿奎那的不少政治见解“明显地反映出现代思想的趋势。近代主权国家的观念正是从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出发，走上它那遍及欧洲的革命道路的”。

阿奎那是这样论证的：“在遵守某项规定的过程中，服从是与对于这种遵守所负的义务有关的。这种义务起源于带有拘束力的掌权者的命令，而拘束的范围则不仅以世俗的观点，而且以宗教的观点为依据，并参照良心的要求，像圣保罗所说的（《罗马书》，第十三章3）；并且，这是因为掌权者的命令起源于上帝，像这位使徒在同一段话里所说的那样。因此，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服从的义务是这种权威来自上帝的结果，并随着这一情况的终止而终止。”也就是说，服从世俗权力的依据本质上还是来源于上帝的权威，假如掌权者违反了神的意志，那么人们的服从义务就不再成立。 这说法与古代中国“皇权神授”基本一致，而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如果掌权者有违神意，百姓拒绝服从。早期的儒家思想也曾对皇权提出制约，但随着皇权巩固和发展，这种进步思想被逐步消除了。

除了人性的角度，我们看到阿奎那对霍布斯、洛克、卢梭有关国家观念的的影响，同时，阿奎那通过“人是天生的社会政治动物”引入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体系，让国家重新拥有了自然的根基，地位大大提高，具备了成为未来政治主角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