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王行坤。这里是《反思现代工作》节目的第二讲，欢迎继续收听。

上一集我们提到了现代工作的起源，那就是大多数人脱离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而少数人掌握了厂房、机器和原材料。双方通过市场机制，一方成为了被雇佣的打工人，另外一方成为了老板。

但是打工人除了带上自己的劳动力之外，还需要带上或者习得一种社会性格，那就是勤劳的工作习惯。这种工作习惯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工作强烈的义务感；惜时如金，争分夺秒的紧迫感；闲不下来，非要做些什么才能心安理得的焦虑感。在资本看来，只有勤劳的劳动力才是优质的劳动力，但是从历史来看，对于刚刚进入现代工作制度的人来说，这种品质可不是很快就能习得的，而是要经过漫长的改造过程。因此，为了培养勤劳的劳动力，资本及其代言人可以说是软硬兼施，煞费苦心。我们先从英国的打工人说起。

从15世纪开始，因为圈地运动，英国的城市出现了大量的流民，这些人有的进入手工工场，成为打工人，有的因为找不到工作，或者无法适应手工工场的工作节奏而选择流浪或是乞讨。这些流浪、乞讨、还有领救济金的人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也给当时的资本家制造了难题：那么多的劳动力不愿意进场，岂不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岂不是对生产的破坏？于是，就产生了对不合格劳动力进行改造的要求，让他们从懒惰的习惯中走出来，成为勤劳的打工人。有些学者把这段历史称为“向懒惰开战”。

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当时失去土地、被迫进城的英国农民在什么意义上是懒惰的？

在我看来，懒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需要有一个外部标准来进行衡量。说失地农民或者说一般农民懒惰，采用的外部标准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劳动或工业社会的要求。当农民的劳动习惯无法适应或者说无法满足工业劳动的要求时，就被认为是懒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