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王行坤。这里是《反思现代工作》节目的第二十讲，欢迎继续收听。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有一位人大代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996”长时间工作是非常不理想的。我们应该“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个人时间”。这个“888工作制”最早由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19世纪初提出，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今天在争取的还是这个目标，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魔幻。

8小时的个人时间就是打工人的自由时间。当然，这些自由时间还要用于做家务、吃饭等活动，在工作日，每天真正归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肯定要少得多。我在前面的节目提到过，中国人工作日的平均自由时间还不到3个小时。除了工作日的自由时间，我们的自由时间还包括周末以及年假等。这一讲我们就来讨论，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使用自由时间。

我在节目里一直强调说，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工作社会。不过大家可能听过或者读过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一本书，书名叫《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袁长庚老师在看理想的节目《工作与人生》当中，也介绍过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鲍曼认为，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确进入了工作社会，因为人们的社会身份或者主体性主要是由工作塑造的。但是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消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