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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出现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日本的反应相对冷静。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日本开始流行的时期。比如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幸德秋水，这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另外，还有一本杂志，刊登了自由主义作家青柳猛的文章，《义和团赞论》，是对义和团活动进行高度评价的。文章里说，义和团产生的原因，是洋人和基督教的傲慢，另外，也因为日本抢夺台湾而引发列强瓜分中国，所以日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章里说，义和团就是在家门口出现强盗的时候，用武力把强盗赶出家门，这是中国对列强的正当防卫。

 

这个时候，日本国内还有一股思潮，认为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是残暴的，而日本应该和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世界。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主张的“中国保全论”。

东亚同文会成立于 1898 年，是一个旨在促进东亚团结的政策群体，不光是日本人参与，像清朝大员、洋务派官僚刘坤一也有参与。中国的同文书院刚开始在南京城里，不久后就搬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会后来演变成了一个日本在华的间谍机关，也是现在日本爱知大学的前身，但这些是后话。刚才提到的那位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近卫笃麿认为，中国的危机就是日本的危机；但东亚同文会显然也是带着一种对中国的优越感的。它把中国的地位放在日本之下，是让日本领导中国走向文明。虽然喊着“东亚共同体”的口号，但实际上还是强调日本的利益，这也是 1904 年日俄战争的一个思想准备。

但我们前面也讲过，从康有为、黄遵宪开始，中国人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改革模式非常关注，所以此时两相呼应，中国和日本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流。换句话说，义和团让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