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波伏瓦作为战后法国的一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大家都可以强烈地在她的小说的阅读当中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自觉。这个历史的自觉是经历二战的人所获得的，那种亲历大的历史转折点，而波伏瓦的小说当中这些场景通常赋予她的男性角色。

法国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在二战即将结束，或者说战后的时代开启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历史契机的指认，而这种历史契机的指认很大程度上联系着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历史观察和历史判断。他们认为这个历史契机或许是一个终结资本主义、创造新世界，或者我们用一点带宗教感觉的表述就是“让天国即刻降临人间”的一种历史认知，对历史契机的理解。这样的一种“我们身历历史，我们也许将开启历史”的自觉，使得波伏瓦作品当中那种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个体，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个人主义的表述的作品当中，也同样充满了一种历史的旋律和节拍。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都是要死的》这个幻想小说变得非常重要和饱满。因为那个先在的设定就是：一个男人偶然地从乞丐处获得了长生不老药，因此免除了死亡，成为永生者，他穿越时间、穿越历史、穿越生命的时间限度，去实践、去创造、去征服、去掌控。看上去这是一个特别非女性主义的小说，因为它不仅是男主角对情节的绝对贯穿，而且是男性的绝对的视觉中心，然后叙事的视点是内外聚焦的焦点所在，看上去似乎完全与“女性主义”——尤其是加上“主义”的时候——无关。其次，在故事当中，男主人公这种穿行时空、穿行历史的设定，使得他似乎可以有时间、有可能去实践主流社会所构想的任何一种成功、任何一种征服、任何一种胜利；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任何一种妥协、任何一种屈服。但是当然，小说的主题是前者，是一个男权、父权社会的基本逻辑，在这样的一个逻辑当中。